8小时工作制和五一国际劳动节

    五一国际劳动节亦称“五.一节”，在每年的五月一日。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共同节日。

    五一国际劳动节源于美国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罢工。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21.6万余名工人为争取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第二国际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向街头，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从此，每逢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集会、游行，以示庆祝。

    中国人民庆祝劳动节的活动可追溯至1918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将5月1日定为法定的劳动节，全国放假一天，是日，举国欢庆，人们换上节日的盛装，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公园、剧院、广场，参加各种庆祝集会或文体娱乐活动，并对有突出贡献的劳动者进行表彰。

    5月1日，国际劳动节，它是全世界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纪念，每个国家都很重视它，尤其是美国、加拿大、南非。事件起因是，1880年美国工人游行集会要求8小时工作制。1884年联邦贸易组织通过了一项解决方案，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从1886年5月1日开始执行每日8小时工作制，但此后，工人们仍然被强迫每天工作10小时，12小时，甚至14小时，这使得该项立法名存实亡，而各地的联邦首脑对此却表示出十分冷谈和不友好的态度，于是一场争取8小时工作的罢工开始了。

    1886年4月，25万工人参加了五一劳动节游行示威活动。此项活动由非政府国际工作联合会组织，活动的中心在芝加哥，商人和政府对这次活动愈来愈表现出的革命性感受到恐惧，当地商界首脑要求增加警察和军队的数量。芝加哥商业俱乐部购买了2000美元的枪支用于警戒对付这次罢工，5月1日这次游行活动得到了芝加哥纺织工人、鞋工人、房屋装修工人的支持，5月3日，警察开始向罢工的人群开火，打死打伤四人，一些非政府人士号召第二天在广场集会抗议政府的暴力镇压。

    这场集会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什么事件，但在最后一位讲演者登台时，天下起了雨，广场上只剩下几百人，180名警察进入广场疏散人群，这时一颗炸弹飞向警察中间，炸死一名，炸伤七名警察，警察立即向人群开火，打死一名打伤多名群众。

    这场斗争虽然被镇压了，但其意义却十分深远，此后由于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不断斗争，终于赢得了8小时工作制和劳动节。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始末

     京汉铁路是1897年至1920年，由满清政府向比利时帝国借款修建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发展工作运动作为中心任务，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并派党员深入到京汉铁路工人中进行阶级教育，传播马列主义，先后在长辛店、郑州办起了工人夜校，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16个大站工会相继成立，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全路工人的愿望，成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1923年1月5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决定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后，派出高斌等代表赴洛阳面告吴佩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等事项，并征得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的许可，但赵继贤采取两面派手法，表面上允许工人开会，给工人一些便利条件，暗地里却打电报给吴佩孚，求其“予为防范，确切监视”。吴佩孚遂电令驻郑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对京汉铁路总工会要“严禁开会，必要时得以武力解决”。

    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接令后于1月28日带领军警来到玉庆里四号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诡称：“郑州是军事区域，禁止开会”。筹委会领导人毫不畏惧，据理力争，终不让步。三十日，吴佩孚致电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让其派代表赴洛阳谈判，遂派杨德甫、凌楚藩、史文彬、李震瀛、李焕章五人，前往洛阳与吴佩孚论理，戳穿其假谈判真阻挠的阴谋。谈判达三小时之久，终无结果，代表赶回郑州，立即向大会汇报。经过代表讨论决定，总工会成立大会，仍按原计划进行。

    2月1日清晨，郑州全城戒严，军警沿街排列，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全体代表于上午八时从五洲大旅馆门前整队出发，以军乐队为前导，打着“庆祝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横额，抬着各工团赠送之牌匾、礼品在钱塘里北段离会场不远处，被军警拦住，不许前进，施洋、项德龙、高斌等据理力争，相持二小时之久，代表和工友们忍无可忍，终于突破阻拦，奔向“普乐园”，撕掉封条，砸开铁锁，冲进会场，大会在鞭炮声中隆重开幕，“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大会进行中，黄殿辰带领军警偷偷进入会场，阻止开会。“限大会五分钟解散”，工人纠察队队员当即将其围在会场一角动也不能动。大会按照原定议程开至下午四时结束，再次冲出军警包围。这时，代表住的旅馆已由军警监守；在“万年春”订的饭菜，不准出售给代表；总工会和郑州分工会已被军警占领，工会牌子被砸碎，文件什物被捣毁，不许工人出入会所，代表完全丧失了自由。

    为了“争人权，争自由”、抗议军阀及其走狗武力破坏大会，各地代表于当晚在花地岗一位工人家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起全路大罢工，成立了京汉铁路罢工委员会；将总工会迁汉口江岸办公；发表紧要通告和全体工人罢工宣言，提出：撤革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澐，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职务；赔偿大会损失；撤退占领郑州会所之军队，归还一切牌匾、礼物，并赔礼道歉等五项条件。2月4日上午九时，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传达罢工命令，拉响了三头汽笛，工人们听到罢工信号，立即关闸停电，拆埋机件，齐奔机厂煤台，参加罢工誓师大会，高斌在会上传达了总工会罢工命令，号召工人坚持斗争，决不后退。工人们振臂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并散发了郑州分工会罢工宣言及传单。

    全路各站遵照总工会的命令相继罢工，中段9时、南段10时、北段11时，不到三小时，全路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顿时瘫痪了。与此同志，正太、道清、粤汉、津浦等铁路相继举行了同情罢工。

    2月5日，靳云鄂逮捕了高斌、姜海世、刘文松、王宗培、钱能贵五人，威逼他们下复工令，他们态度坚决，毫不让步，回答说：“我们有权罢工，无权复工！”靳云鹗大怒，立令将高斌等五人带上脚镣手铐游街示众。后将五人身上棉衣扒掉，吊绑在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火车站电线杆上，企图以此来威逼高斌等人屈服，五痊工人领袖斗志坚决，英勇不屈。靳云鹗还命令军警到处搜捕工人，强迫上工，工人纷纷躲避，有被抓者，皆受枪托之苦，并被扭至火车站以高斌等人来威胁，工人看到工会领导人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受到极大鼓舞，增强了斗志，坚定了信心，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复工。

    靳云鹗为迫使工人屈服，传出三日内工人如不开车，一律枪毙郑州绅商亦出面帮助车警，手执白旗到工人家里劝说复工，还以不供给工人米、面、煤、水、柴、油等物来围困工人。并以郑州军警政商学各界名义发表通电，威逼工人复工，但工人斗志坚决，毫不畏惧。

靳云鹗见使用武力无效，便改用软化手段，将五人放回总工会所，大摆糕点宴席，遭到了高斌等人义正词严的痛斥。靳又将姜海世、王宗培二人放出，让其劝说工人上工，姜、王放出后，不但没劝工人上工，反将被捕者与敌人斗争的情况告诉了工人，更加坚定了工人的斗争信心。支罢工期间，郑州工人还几度粉碎了军阀及其走狗破坏罢工的种种伎俩，敌人的阴谋诡计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在帝国主义密谋、策划、反指使下，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湖北督军肖耀南开始了对京汉铁路工人的血腥屠杀。

长辛店分工会，罢工前后曾两次发表宣言，揭露敌人罪行，2月6日晚，军警挨户搜查，捕去工会委员长史文彬等11人。7日晨，工人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率领数百名工人，高呼：“还我工友！”“打倒军阀”等口号冲向警察局所在地——火神庙，敌人开枪射击，葛树贵等4人当场牺牲，受重伤者30余人。

    2月7日下午5时，肖耀南派出全副武装，三面包围了江岸京汉铁路总工会办事处，日夜守卫在总工会门前的数百名纠察队队员和罢工工人，为了保卫总工会，不畏强暴，奋勇向前与敌人搏斗，纠察队队长曾玉良等37人壮烈牺牲，数百名工人受伤，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等60多人被捕，绑在江岸车站，肖耀南的参谋长张厚生在被捕人中认出林祥谦，便命林祥谦下复工命令，林祥谦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严词拒绝，张厚生令刽子手先砍一刀问道：“上不上工？”林高声回答：“不上！”张又令砍一刀问道：“到底下不下命令上工？”林严厉拒绝道：“上工要总工会下令的，但今天既是这样，我们是头可断，工不可上的！”张复令砍一刀，林祥谦切齿痛骂道：“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帐王八蛋的军阀走狗手里！”张大怒，命令刽子手砍下林祥谦的首级示众。共产党员林祥谦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施洋（共产党员，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2月7日被捕，在狱中与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并写下了《伯高狱中七日记》。敌人以“煽动工潮”的罪名，于2月15日晨7时秘密杀害于武昌洪山，身中三弹仍高呼“劳工万岁！”

    2月7日这天，从南到北的京汉铁路线上，枪弹呼啸，鲜血飞溅，三万多名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人权、争自由，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次斗争中，壮烈牺牲的烈士共52人，受伤者300多人，被捕入狱者40多人，被开除失业者100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了通电，揭露军阀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和屠杀工人的罪行。武汉、长沙、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工人的学生，纷纷采取罢工、游行、捐款和发援电等形式表示声援和慰问。列宁领导的第三共产国际和苏联、是本、朝鲜的工人阶级，也发表宣言和通电，对“二七”罢工斗争给予高度评价，对中国工人阶级表示敬意。